智能|任剑涛：技术会成为现代社会新的利维坦吗：人工智能与“人的政治”重生( 三 )

人工智能在减轻人类的工作风险与强度上所具有的极大便利与好处，已经为人们所公认。但从人工智能在实际应用中呈现的风险来看，人工智能的应用在技术风险上必须进行有力的规制，才能够真正实现其有助于人的目的。一方面，这种风险管控涉及技术本身的不确定性。无人驾驶汽车对紧急状态的失于辨认，自动驾驶飞机引发的社会灾难，人脸识别不准确导致的行为主体错判，都证明人工智能技术自身的风险性不应被低估。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对“人”的锁定已经明显表现出对人之理性的根本性挑战性质。一者，人工智能尤其是用于社会控制的人脸识别、大数据分析，发挥着对人进行身份界定的作用。人的理性、人的自主性、人的尊严被这些技术手段所动摇，传统的公私边界被完全打破。二者，现代社会政治的观念支撑出现倾斜。在人的社会政治自由方面，无论是自主、自治与自律，还是选择的自由，都受到时时处处在场的人工智能的监视；社会大众的平等，可能不再表现为社会政治领域中的平等相待，反而表现为公私场合不分的同等监控；在密集监控的情况下，人与人的密切联系被技术所切割，社会疏离、心理冷漠可能成为常态。三者，由于时时处处的行为约束，人们的行动变得日益拘束，因此会导致人们丧失主动作为的精神，丧失对行为后果的自主判断意识与能力，并将之完全让位给人工智能监控，由人工智能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责任判定，并在这种判定的基础上承担后果。因此，无论是在动机上还是在后果上，人工智能都可能对启蒙时代预设的人的伦理责任发挥出一种终结性的作用。
人工智能对“人”的锁定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让人类的生活方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人工智能也可能将人锁定，人的被动性甚至是客体性特点彰显出来。这是自启蒙时代以来人的定位一个根本性的改变。首先，需要在日常生活中认清技术的能量。人类越来越单纯依靠技术手段来提升生活质量，造成技术对日常生活的广泛渗入。尤其是人工智能对于私隐生活世界的广泛侵入，可能撼动人之为人的一些自然本能，因此可能将人的生活秩序推向非人的端点。尽管人工智能有利于人们从琐杂的日常家务中解放出来，但人们日常的生活情趣与劳动享乐也被人工智能化的机器人代替，那么“人间烟火”就可能逐渐熄灭。
其次，在制度安排上，尤其是在社会政治秩序的保障上人工智能正发挥重大影响。人们对人工智能监控功能的信任程度日渐增强，而国家权力方面也逐渐仰仗人工智能进行社会管理或治理。在这两种动力的强大助推下，社会秩序日益仰赖人工智能的维持，人的作用显著下降，以至于人工智能终有一日可能主导社会政治制度的设计、运行、评价、奖惩。人与人、人与群体、人与社会、人与国家的关系，由此被人工智能重新塑造。无处不在的人工智能监控设施，可能让基于人的主动意识、理性精神、自觉担当消失于无形。由此让人逐渐促成一种机械服从人工智能安排的习性，人的社会性成为人工智能挤压出来的副产品，而不是人基于理性自控并实施法治的结果。
再次，在精神理念方面意识到人工智能正在改写“人”的理念。人们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建构起一套人心秩序与社会秩序。在经过人的觉醒、神人关系磨合、人的现代建构三个阶段的演进之后，以“头上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律”支撑的人的精神-行为体系，主导了现代世界的人类变迁。但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头上的星空可能与心中的道德律出现不匹配，因为心中的道德律正被人工智能重塑的他律化道德感所改变，人的精神生活因此会失去主动性、激情性，也会相应丧失理性和是非感。可见，人类若是甘于被人工智能技术完全锁定，那绝对不是人类之福，而是人类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