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任正非、柳传志的公众形象为何走向两个极端？ imec|alan|光刻胶|intel|ASML|光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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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为1944年出生的任正非和柳传志，几乎在同一时期创办了各自的企业，并在各自领域一步步走在了世界前列。华为在通信领域成为全球引领者，联想电脑的出货量蝉联多年世界第一。单纯从企业经营的角度来看，任柳二人毫无疑问都是成功的企业家。但在今天的中国舆论场上，二人的公众形象却走向了截然相反的两个极端。这是为什么呢？
【任正非|任正非、柳传志的公众形象为何走向两个极端？】事实上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三十多年中的大部分时期，任正非和柳传志的社会地位和公共形象相差无几，二人都被视为中国当代最优秀的企业家代表，柳传志还一度被奉为商业教父和创业导师，名利双收、风头无两。但没想到过去短短几年时间，柳传志竟然被公众贴上了“买办”、“资本家”的标签，社会形象可谓一落千丈，堕入深渊。
我觉得今天这一幕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柳传志选择“贸工技”路线就埋下了伏笔。联想走的路线放在当时来看并没有太大问题，企业要发展就要先解决生存问题，联想以贸易为先步步壮大，接连收购了IBM的PC业务和摩托罗拉的手机业务，产品得以行销全球，在这个过程中，柳传志个人的“商人”形象也逐步被强化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以至于被奉为“商业教父”。
“商人”在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形象大部分时期都不太好，认为商人对社会缺少必要贡献的思想根深蒂固。但在改革开放的重商环境下，商人的社会地位上升到了空前的高度，企业职工甚至公职人员下海经商潮席卷全国，以至于过去几十年中国的精英阶层以成功商人为主要构成，其中“臭味相投”者往往形成利益小团体，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财富的高度集中和社会阶层的固化。
先富起来的一群人在带动更多人后富这件事上表现得差强人意，财富分配的不均衡逐步演化为社会公众对商人群体的敌视。当这种集体情绪积攒到一定程度时，公众就迫切需要一个具体的对象作为情绪宣泄的出口。于是作为商业教父般存在的柳传志自然而然地拿来充当了这一对象。
另一方面，中国过去几十年倾向于重商主义的苦果在最近几年开始集中显现。中国曾经在对外贸易中尝到了不少甜头，但建立在劳动力成本优势上的低端制造模式早已难以为继，自动化、智能化技术对制造业、工商业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愈发明显，中国企业开始意识到基础技术对商业发展的重要支撑意义。
在制造业之外，过去十年中国在移动互联网领域成绩斐然，对中国社会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因而一度引发了实体企业与互联网企业孰轻孰重的争论。但中国在移动互联网领域的成绩主要来自商业应用层面的创新，支付、出行、社交、娱乐等等应用概莫能外。但在表层应用之下起到支撑作用的基础技术始终十分薄弱，因此才导致中国在中美贸易战中被美国卡了脖子。
中国企业华为首当其冲成为贸易战的受害方，但华为也因此被激发出强烈的求生意志和创新精神。与华为同时被列入实体清单的企业，也开始意识到自主创新的重要性，加大对技术研发的投入，而非像过去一样过分着眼于短期的商业利益。
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企业界在思想和行动上产生了一次大转向，简而言之就是从“重商”转向“重技”，寄望通过发展底层技术对顶层商业实现更牢固的支撑。由此，商业气味浓重的企业以及商人的社会地位和公众形象急转直下。而以华为为代表的重研发型企业，以及华为的掌舵人任正非则被公众抬高到了空前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