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瑞咨询数据显示,仅2020年我国直播电商从业人数便达到123万人,对应市场规模1.2万亿 。其中,杭州、广州、北京、上海等地都是直播电商从业者的重镇 。这里面有薇娅、李佳琪、辛巴、交个朋友等头部大号,也有数以千计的小型MCN和“工会” 。
对于相当一部分主播从业者而言,他们共同的特点则是“出身草莽”却又“腰缠万贯” 。正是这种“草莽气”让他们升空,也让他们跌落 。据品玩了解,目前面临税务危机的绝不止黄薇一人,包括部分头部主播在内的大量主播 。目前各家都在做各种补税工作,力图避免重蹈雪梨和薇娅二人的覆辙 。
“虚假的网红才去旅游打卡,真正的网红现在都在杭州税务局 。”坊间有传闻如是戏谑道 。
而直播界之所以出现成批次的“逃税”问题,首先自然是要归因于网红早期对税务问题不重视,整个行业生态很不规范;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来自于网红直播本身在经济结构中的特殊性 。
直播是一个边际成本极低的行业 。
艺人只需要一部手机、一个直播间便可以开始直播带货 。稍微大型的头部主播,会配备一个较大的商务和选品团队,再或者煞有介事地做一个选品基地,在里面堆满了各式各样的货架商品 。
但与实体经济或者实体渠道建设所需要的巨额资金相比,直播的成本依然是极低的 。除了主播以外,主播赖以生存的几乎所有核心产业链条都是外包的:
直播平台工具依赖平台;
货源与物流都依赖于品牌商家;
交易模式是坑位费与佣金,没有过重的实体成本,几乎没有什么现金占用压力 。
在经销商领域有一句老话,“一年下来钱大概率赚不到几个、货可能赚了一堆 。”相比传统的经销商,主播几乎可以算是“无本买卖”了——没有资金需求,除非彻底转MCN来做孵化,否则大主播们绝不可能像实体经济渠道那样,将大量的利润用作再生产来滚动 。
利润如果不用来再生产,那只能用来花掉 。
比如你很难看到任何一个初创公司的企业家,生活可以奢靡至此 。越是高速发展的企业,它们对于资金的需求就越旺盛 。因此,创业者的账面财富在不断增长,但不妨碍它们对每一个钢镚都非常珍惜 。
但对于头部主播来说,纸醉金迷这件事情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互联网甚至已经麻木谈论某头部主播就曾传言全款拿下了一套汤臣一品,而另一个主播则坐拥不同颜色的劳斯莱斯库里南 。
无论是直播主播,还是薪酬数亿的明星,他们都像是市场经济的一个BUG 。他们的待遇看似是市场经济自由分配的结果,但他们享受着企业级的收入待遇,却缺乏有效的资本累计滚动 。这让它们像是一个社会的漏斗,在不断向外面渗水 。
以薇娅此次罚款金额为例,13.41亿元已经超过至少A股4600家上市公司中4200家企业一年的净利润 。
在如此严重的情况下,无论是郑爽还是薇娅,它们如果还试图绕过社会对个人收入的调节机制,无疑在不断放大这种漏洞效应 。
最后的结果只能是等待税务局的铁拳 。而黄薇既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
不过也有头部主播置身于税务丑闻之外的 。
比如罗永浩身背6亿巨额债务,不仅没有“交个朋友”的股权,还被限制了高消费 。自己贡献了公司50%以上的收入,主要用于还债 。最近疑似刚还完钱,已经不怎么去直播间了,一周前刚宣布了自己新的创业项目 。
也不知“全身而退”的老罗,看到忙着补税的主播圈,心里又是什么感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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