蚁族兼职蚁族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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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太原市招聘会。(本版图片均由视觉中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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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把走廊和屋顶变成了自习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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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在屋顶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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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下班后的“蚁族”聚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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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名单身男女在地铁参加了以“因为爱”为主题的相亲快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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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招聘会的大学生。
1995年，我从湖南当地的一所大学毕业。按照今天的分类，我可以算是两个学院的学生。2005年博士毕业，在广东F学院当老师，见证了80后、90后年轻人的成长。短短20多年，那两个和我有着相同起点的学生，在立足社会的过程中，能不能一直像我一样，依靠高等教育提供的工具，跨过今天一道无法逾越的礁石？
中国两所大学的学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大多数普通年轻人的处境和命运，勾勒出中国年轻人最常见的成长路径。
我的学生大多来自普通人，要么来自不知名的村庄，要么来自不起眼的小镇。他们的身后是一位工作的母亲或下岗的父亲，还有一排排未成年的兄弟姐妹。种地、在工地上闲逛、或者在街巷里做小生意，都是父母常见的谋生方式，这与学会主宰“一线城市、高知识、国际视野的父母”的高端家庭形成了鲜明对比。虽然他们所居住的大学在高校金字塔中并不起眼，但对于有机会进入大学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可能是村里的第一批大学生，也是这个孤独村庄最明亮的光和希望。来到繁华的城市后，他们为未来做好了准备。
我想知道学生背后的社会关系、出身家庭、个人实际能力在就业质量中的具体权重。如果其权重越来越受个人实际能力以外的因素影响，那么大学教育的考试，尤其是完全市场化后的考试，将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命题。
《风》
2005年10月8日，我第一次踏上站台。我所在的系叫做经济贸易系。第一次上课的教室在2号楼101号楼。这是一栋老旧的教学楼，黄色胶合板连体桌子，有些斑驳倾斜。凳子是一种活动凳子，站起来会发出刺耳的声音。学生下课时，会劈啪作响半天。漆成银灰色的铁门就像仓库的大门。看起来粗糙结实，一把厚重的铁锁用铁条焊接而成，因为建筑陈旧，二楼没有配备多媒体。这种原始状态让我感到安心、平静、安全。
几年后，因为教务处对课件的要求，是否使用多媒体成了评价老师的重要标准，我不得不放弃两个落后的教室。一直以来，我意识到随着专业知识的增加和教学经验的丰富，课堂的味道再也找不到2005年第二栋楼的感觉了，这与教学方式的改变有着密切的关系。就人文学科而言，多媒体对课堂的干扰和危害显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信息和花哨内容的泛滥，无形中让教师感到压抑，也让学生缺乏在深度思考和理解中锤炼的机会和耐心。
一间没有过多配置声、光、电的教室，一间只能容纳50人的教室，一块黑板，一盒粉笔，最简单的桌椅板凳就够了。
我教的第一个班051841班有57名学生。新生的眼睛是明亮的。和我一样，他们也很紧张，很容易动心。他们第一次走进大学教室，我第一次站在大学讲台上，我们彼此照亮，彼此分离。
2006年
5月17日，因为天气是少有的大台风，我将原本准备好的作文题，临时改为《风》，让学生现场完成。作业收上来后，一个名叫邓桦真的女孩所写的内容，让我无法平静。
作文《风》：
很久没有写作了，可没想到再次提笔时却是自己的心情糟糕得不能再糟的时候，我没有心情去体会风的呼啸，只能用呼啸的“风”来写自己的心情，外面那一阵阵凄厉的风声不正好是自己此时内心的哀鸣吗？
想想自己现在的处境，内心免不了一阵阵剧痛。“我要上大学”的呼喊在我耳旁回响，承受着村里人“不孝”的看法，抱着贷款的最后一线希望来到大学，写“贫困证明”、写“贷款申请”等那么多的努力，今天可能却要被“你父母才45岁，还很年轻啊”一句话宣告白费……如果贷不了款，我不知道等待我的会是什么？将来的日子该怎么过？父母一个月加起来的工资还不到1000元，一个弟要上高三，一个弟要上初三，想借钱也没处借，而自己也差不多半年没拿过生活费了。如果不能贷到款，自己该如何向父母交待，等等。别人觉得不可思议的问题可我却不得不一一去考虑，高中的时候多么向往大学生活，到了大学才知道大学对有钱人家的子女来说是天堂，而对自己却有更多的痛苦，面对连下一个月的生活费都不知从何而来的时候，我不得不去考虑更多，虽说在校学生应以学业为主，可我为经济、为生活的时间却远远多于学习的时间，此时对我来说，或许生活已经更为重要。我真的不想长大，也不想成熟，可我却不得不比别人考虑更多如何去生活。也曾一遍遍地自我安慰——“车到山前必有路”，也一次次劝自己要乐观地面对人生，世上没有过不了的坎儿，可每次都是在一次次的挫折后发现自己的内心更痛，我努力地去生活，打暑假工、勤工助学、去找兼职，却又发现想要生活是多么不容易，不是自己想去做就可以，条件的苛刻，身高、相貌的限制又让我自卑，让我更觉渺小。有时候想到生活的种种，我会连生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也许，我一开始的选择就是错的，我本不该来上大学……
外面的风仍在呼呼地吹，是否也能吹走今天我烦躁的心情？
老师，真的很抱歉，今天为贷款的事烦透了心情，刚回来就要写作文，我真的一点思绪都没有。你就当做一回我的听众好了。抱歉。
她所描述的状况和无奈，让入职不久的我极为震撼，以至于在一种不安和难以放下的焦虑中，当天就通过校内邮箱，向全校的老师为她发起了募捐。《风》几乎成为我职业生涯中，自我生存状态调整的开端。在此以前，我对自己博士毕业以后找工作的轻率、疏懒、意气用事，时有后悔甚至自责，我对学校不能提供专业平台，更多时候只能上公共课的状况，感到学术生涯的迷茫和无望，我羡慕那些进入名牌大学任教的同窗。
正是像《风》这样的作文，其坦率的文字，悄然照亮了我内心忽略的角落，瓦解我内心的偏见，一点点卸下我早已淤积的虚空，让生命的姿势一点点下蹲，并在具体的生命观照中，找到内在的充盈。
后来随着教学的深入，我发现，平淡无奇课堂的皱褶处，隐藏了很多很多像她一样的学生。
我眼中的中国教育现实
让我惊讶的是，很多农村和城市孩子，面对高考这个话题,有不同的态度。不少城市出生的学生对应试教育深恶痛绝，刘奕晓将此比喻为“一场赌博” 。方雪怡表示“中国学生的青春时代似乎被简单粗暴地划分成了两部分，高考前，高考后。父母的期望，老师的教导，同学之间小小的攀比，都像一块块巨石，压得我五脏六腑都疼” 。
但不少农村学生充满了闯过高考的庆幸。一个叫苏艳的女孩说，“我们受过中国教育的一代回首过去，都埋怨高考，记恨它，但又不得不承认，它给我们这些寒门学子一条走向富裕、离开贫穷的道路” 。陈文婷坦诚，“回忆起青春，能想起的只有假期里不愿上的辅导班，黑板上永远擦不干净的数学公式，空气里的粉笔灰味道，向家长报告成绩时的惴惴不安”，“而今，我坐在大学的课堂里，我又无比感激高考，是它，让我有了通过自己的双手，以笔为剑，拥有看到更辽阔天空的机会” 。
他们的中学时代，过得异常辛苦，无论身体、还是心理，都几乎到达极限，在“倒计时”“誓师会”的催逼下，时间观念非常强，不少学生甚至连洗澡、洗衣服、情绪不好时的哭泣都嫌浪费时间，“多考一分，干掉千人”的应试理念，杀气腾腾，深深根植在他们心中。
也正因为经受了压力过大的考试进阶，课堂上，学生们中规中矩、老成持重。从教13年来，从来没有一个学生因为坚持自己的想法，和我发生过争论。他们的平和中正与我们大学时代的张扬放肆，构成了鲜明对比。没有一个孩子有过意外的表现，他们收缩起属于青春年代的触角和锋芒，逼到绝境，唯一能够下手的对象只有自己。
在我的大学期间，我偷偷将一条纸做的假蛇，放在英语符老师的讲台上，老师吓得大惊失色，决定停课查出恶作剧者。众目睽睽之下，我满脸通红站起来，承认错误，最后闹剧就像没有发生过，消息甚至都没有走出教室。
中学时期的老师、家长，总认为将孩子送到大学就万事大吉，但中学教育的后果，大学老师才有更直接的感知。我在具体的课堂中，充分感受到教育像一场慢性的炎症，中小学时代服下的猛药、抗生素、激素，到大学时代，终于结下了漠然、无所谓、不思考、不主动的恶果，学生内心的疲惫和大学时代的严苛压力，成为他们精神生活的底色。
四任班长
我的一届学生，从大一到大四，班上一共选举产生了4任班长，他们分别是曾刚、王国伟、吴志勇、石磊。
回过头看，4位班长毕业以后的选择和现在的处境，实际上代表了十几年前二本院校大学毕业生所面临的机遇和可能。
曾刚的特点是适应社会的能力强，毕业以后，他选择了一家银行，很快就进入了较好的工作状态，成家立业，在广州买房立足。他是这个现实社会，最能适应现实的年轻群体，往往能最快、最直接地获得较多的发展资源和现实利益。
石磊在大四那年被选为班长，他出生在潮州市，是家里的独生子，父亲经营一家摄影店。因为从小的衣食无忧，他一直懵懵懂懂，直到大四那年才意识到要毕业了。毕业后，进入了广州街头遍布的各类英语培训机构，“4年之内换了6家单位。”
广州是待不下了，只有一条路，回家考公务员。他仅仅复习了一个月，幸运地考进了梅州国税局。他很快结婚、生子，父母一辈子打点的摄影店，最大的意义就是在儿子成家时，心安理得地拿出所有积蓄。尽管他将每月的日子描述为，“信用卡先还两三千，然后那个支付宝、那个蚂蚁花呗再还两三千，房子供两三千”的境地，但他以前的迷惑，烟消云散。
广州四年的辗转，仅仅依附一个二本院校的文凭，并没给他挣得一席之地。独生子女背负的传统责任，让他意识到确定的人生轨迹，对父母的重要意义。说到底，还是回家考公，让他并不坚挺的大学文凭获得了饱满的汁液，成为支撑他此后人生的坚实依靠。
作为第三任班长，吴志勇性格沉静。毕业后，他和很多同学不同，没有选择进入银行，而是坚持进了一家社工机构，尽管收入极低，还是坚持了3年多。考虑到他家庭的经济状况，2010年左右，通过朋友的介绍，我竭力推荐他进入珠三角一个经济发展不错城市的公安局，他听从建议，但没想到仅仅在公安局待了不到10天，就断然辞职，还是回到了社工中心，并坚持了很长时间。
细数他毕业以后的职业，他在网上卖过时装，后来还曾加入一个美容机构，专做纹绣行业的培训师。在最近的一次电话聊天中，我得知他已放弃了纹绣的项目，转到了其他行业，他和我谈起纹绣行业，“都是套路，都是包装” 。
毕业多年，他性格中的敏感、自尊还是如此显眼，没有被生活打磨得哪怕圆滑一点点，但生活还得继续，尤其在结婚生子以后。经过八九年的摸爬滚打，他深切体会到人必须首先活着，想起在社工机构的多年生活，他不后悔，却觉得遥远而不真实。
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他和在外打工多年的哥哥，合伙开了一家饮食店。饮食店的工作极为繁忙，利润也不丰厚，处在“不请人忙不过来，请人就没有任何利润”的境地。很多时候，他必须亲自上阵，和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快递小哥一样，将外卖送到一个和他境况可能差不多的人手中。
电话中，他和我说，“生活已被控制，生活已被金钱控制” 。
比较而言，王国伟的经历和成长，代表了典型的农家子弟的成长路径。
从大二开始，王国伟被同学推举为班长。他性格腼腆，刚进校的时候，和其他农村来的孩子一样，不是特别擅长和老师打交道，也不懂得去刻意经营人际关系。中学阶段他曾写过几十万字的武侠小说。
尽管我不会评价武侠小说，但从他的文笔，可以感知他良好的文字根基，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真正被兴趣吸引的人，是一个有目标和梦想的人，这在我教过的几千名学生中，凤毛麟角。
王国伟出生在广东四会一个叫邓村的地方，他父亲用邓村的古老手艺，经营了一家古法造纸的小作坊，还从事饲养、种植、电工、泥水、针织……供他和妹妹读书。
1995年，父亲斥资在四会市区购买了一套90平方米的房子，父亲一眼就看到了城市和乡村教育资源的差距。父母坚守乡下的作坊和田地，为了两个孩子的教育费用起早摸黑，将兄妹俩交给奶奶在城里照顾，这种选择，恰恰和内地外出打工农民的选择相反。
王国伟性格务实，他目睹父母在生活中的挣扎，清晰地知道大学毕业以后的首要任务，不是坚持武侠梦，而是解决生存。
他很顺利地找到了一份银行的工作，为了揽储，为了顺利度过12月31日“银行从业者的解难日”，他不得不过上陪酒应酬的生活。银行的工作仅仅坚持了一年，尽管收入不错，毕业第二年，他毅然参加了全省公务员考试，成为四会监狱的一名狱警。他的务实，帮助他再一次成功实现了转型，“之所以报考这个单位，主要是因为它招录人数比较多，容易考”，尽管因为环境的变化，这份工作比之银行风险要大，但他身心却获得了更多自由，“在这里，我不用为了取悦别人而把自己打扮成另一个人，至少不用去应酬。更重要的是，这里的工资更稳定些，并且能够给予我更多的时间去思考我的未来该向哪个方向前进” 。
比之虚无缥缈的作家梦，他的选择显然更能让父母尽早挺直多年被生活压弯的腰。
四任班长，从出生而言，都是普通家庭的孩子。二本院校的起点，也许让他们默默无闻，但没有人否认，无数个体的努力，正悄悄改变群体的命运，并事实上推动社会更为稳固的站立。
分野的关键要素是房子
尽管跨越了23年的光景，我2006年第一次当班主任的062111班学生的命运，和我1995年大学毕业的班级——岳阳大学9202班同学的整体命运，并没有太大的差距。
毕业20多年后，我的大学同学都在干什么呢？以2005年参加毕业十周年聚会的36人为例，其中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就职的有29人，占到八成，在国营企业的有6人，在外资企业的有1人。有意思的是，除了4位同学在工作中发生变故，存在二次就业外，80%的同学一直在湖南本地同一单位或同一系统工作，这种状况，充分显示了高校在没有市场化以前的就业特点：在国家包分配的前提下，个人和国家及单位的粘连非常紧密，尽管人才流动性相对较差，但人才的稳定性极强，个体对单位的情感认同深厚。
我2006年第一次当062111班主任，班上52名同学，全部在广东就业。有意思的是，毕业时，班上没有一人选择考研。整体而言，他们对自己的就业状况较为满意，并不需要通过文凭的提升去改变生存状况。
尽管从整体而言，因为毕业赶上了房价低廉、经济环境较好的阶段，大部分人获得了较好安顿，但不得不承认，仅仅8年时光，从同一间教室出发，同学之间的分化已经开始。分野的关键要素是房子。
杨胜轩毕业后的境况，和毕业后在广东买了6套房的同学构成了鲜明对比。
胜轩是班上少有的广州籍学生之一。胜轩家就在芳村鹤洞桥附近，“反正亲人的各种生活，就围绕这个鹤洞桥”，这是他对家的一种直观理解。妈妈从自行车厂下岗后，爸爸也从药材公司下岗。胜轩尚小，父母就在附近的菜市场开了冰鲜档口。父母工作非常辛苦，他念小学时，天还没亮，妈妈就得踩着自行车去黄沙拿货，要忙到晚上六七点才能回来，每次收工，则会将很多又脏又腥的新鲜鱿鱼带回家，仔细洗干净后以便第二天售卖。
父母开冰鲜档后，十几平方米的居住空间，越发捉襟见肘，广州潮湿的天气，不允许他们将卖剩的冰鲜放置室内，为了找到合适的空间存放当天无法卖完的冰鲜，父亲向原来的单位求助，终于得以允许使用不远处单位空余的平房。
到初二时，小平房面临拆迁。在失去临时住宅之后，他们一家依然没有离开鹤洞桥附近。在胜轩的脑海中，始终无法更改白鹤洞地铁曾经是19路车总站的印象。芳村的记忆，渗透进了他的童年、少年，以及整个成长史，广州城市的变迁，同样在芳村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对胜轩而言，属于他个人生命史的片段，除了时尚、便捷的地铁取代低矮的平房，除了老旧的公交车站的消失，更为深刻的感知，来自家庭内部的裂变，父母下岗、房屋拆迁，这些大时代的宏大词汇，通过一桶桶冰鲜和父母的抗争，成为他成长过程中更为真实的碎片。
很长时间，胜轩一家租住在白鹤洞边。后来，他们从亲戚那儿东拼西凑了几万元，在白鹤洞旁边，买了一套60多平方米的二手房。这是父母在生存钢丝上，依赖房价低廉稍纵即逝的机会，颤颤巍巍作出的大胆、英明决定。
2006年，胜轩考上了广东F学院。“在大学前，我没有电脑，没有手机，我出生在工薪阶层家庭，没有培训班，没有夏令营，我上课时，非常专注，导致我没有兴趣爱好。我的状况代表了60%-70%学生的状况” 。在我当班主任的2006级中文班中，胜轩是12个男生中最安静的一个，也是最省心的一个，他带着厂区孩子的温厚、本分，从来没有多说过一句话。父母双方的下岗经历，以及父母下岗后为了生存所遭遇的艰辛，在他的性格中打下了很深的烙印。父母被单位和过往岁月抛弃所致的失败感，在胜轩毕业8年后，我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一个班主任的身份，从他的职业经历中，分毫不差地丈量出来。
胜轩毕业时，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他曾应聘过一些单位，诸如粮油集团、地产广告公司，“都不是一些好的选择” 。一个远房的姐夫将他带进了一家网络公司，说网络公司，其实是一家规模很小的淘宝网店，“又要做图片，又要做运营，还要打包发货”，夹在两头受气，干了4年，到离职时，月薪仅2000多元。
直到一家街道办招聘，他才下定决心辞职。他以网格员身份考进的街道办，属于临时聘请。胜轩的首要目标，就是摆脱临时聘用的身份，通过考试获得民政专职的岗位，“考了几次，每次笔试都过了，面试过不去” 。
毕业8年，他的存款不到1万元。
胜轩的目标，是考公务员，“报了很多，可能有十几次，竞争非常激烈” 。胜轩坦言“很绝望” 。他记得有一次考广州市文化局的一个单位，200多人竞争一个名额。“事业单位年龄的截止期限是35岁，35岁之前，我每年都会参加考试” 。
胜轩考公的经历，让我突然明白一个事实，在校的大学生为什么会将考公视为比考大学更为重要的事情。对他们而言，公务员考试相比别的选择，意味着相对公平的竞争。那些顺利考上公务员的学生，往往比自主择业的孩子，内心更为宁静。对普通家庭的大学生而言，公务员不见得是最好的职业选择，却是最能告慰父母的艰辛付出、最能兑现一纸文凭价值的途径。更重要的是，这条路能否走通，往往成为判定这个群体是否存在上升空间的隐秘标尺。不能否认，中国基层单位的面目，正由这个群体决定，二本院校学生的归宿，与此构成了隐秘呼应。
我知道，在各种职业的裂口中，考公的可能，也算得上时代悄然给他们撕开的一道光，只不过，这道光，暂时还没有照到胜轩身上。
他35岁的考公年龄线马上临近，他恋爱多年的女友，因无法接受和未来公公、婆婆挤在一套60多平方米的旧房里，不得不黯然分手。“现实摆在眼前，看看广州的房价，凭现在的工资，我根本买不起独立的房子” 。
芳村鹤洞桥附近，坑口的稻田早已消失，他妈妈工作过的自行车厂，爷爷和爸爸工作过的药材公司，早已改头换面。珠江上穿梭的船只，汽笛依旧洪亮，广州古老又新鲜。
胜轩的遭遇，让我留意到，家庭收入的匮乏像一条无形的绞索，就算他们千辛万苦获得了大学文凭，但在毕业以后的社会搏斗中，每到紧要关头面临选择时，这根无形的绞索，就会暗中绊住他们，阻碍他们探出脑袋，去看更远的世界。胜轩的多次抉择，以及抉择中的小心翼翼，与其说来自个性，不如说，来自背后家庭在自身命运中的显影。
我在分析班上学生的职业构成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几乎所有进入机关、事业单位或金融机构的学生，都害怕复杂的人际关系，害怕拼命喝酒的应酬，害怕工作业绩不取决于个人努力，而是由背景的大小、关系的深浅决定。对出生农村，尤其父母是农民的孩子而言，这种人际交往，更让他们无所适从。但对经商家庭出生的学生而言，并没有这方面的障碍。
我得承认，尽管从就业结果而言，我的大学同学和我的学生两者之间的差距并不明显，但若从更为细部的肌理进入，诸如培养目标、培养形式、就业观念等维度，就可以发现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异。
毫无疑问，我的大学时代和学生的大学时代，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教育图景。不能否认，我的大学时光，依旧弥漫着计划经济时期理想主义的余晖，而对062111班及他的同代人而言，展现在他们面前的大学时光，则更多充斥着市场经济带来的功利、现实、竞争和机遇。
作为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两个阶段的亲历者，我能明显感到中国大学教育目标的变化。我的大学时代，教育目标指向的是为集体（祖国或社会）培养“人才”，而到我的学生，却变成了培养成为找到工作的就业主体，用温铁军老师的话说，就是“把人变成资本化的一个要素” 。
伴随培养目标变化的，是身份指认的区别，我的大学时代，哪怕只是一个中专生、专科生，也被视为“天之骄子”，对农村的孩子而言，考上大学常常视为“跳龙门”，并被国家从人事关系上认定为“干部”，而对062111班的学生而言，进入广东F学院这样的二本院校，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太多精神上的荣耀感，从进入校门开始，还没来得及感受高中老师曾描绘的美妙大学时光，就被辅导员告知就业的压力，他们毕业时，更多人拿到的只是一份“劳务派遣”，可以说，刚刚卸下高考的重负，就绷紧了找工作的弦，整个大学过程，不过教育产业化后被学校锻造为专业“流水线”上的一个规整产品。
对我大学的9202班而言，无论出身如何，同窗的就业质量相差无几，但对062111班学生而言，个体出路和家庭情况往往相关，学生的命运，某种程度上，由成长背景决定。
在追踪062111班学生去向时，我猛然发现，在迎接新生第一次和他们见面时，凭直觉留下的几种初见印象，竟然从整体上印证了他们毕业的基本流向。
我的学生和我大学的同学相比，确实更认同商业的准则，也更拥有做生意的勇气。很多时候，我甚至就是他们的第一个目标客户，我办公室永远擦不完的皮鞋油、吃不完的茶叶、红枣，还有丝绸被，洗发水，都来自学生的推销，我的日常消费中，一些护肤品、小首饰、正式一点的包，都来自学生的供货。这种全新的师生关系，完全颠覆了我以往的认知，在我的大学期间，我不会因为拿纸蛇捉弄老师导致课堂骚乱而羞愧，但难以接受为了获取利润和差价，将商品推销给师长的行为。这种差异以及面对市场经济的不同态度，毫无疑问，显示了时代在我和学生身上打下的不同烙印。
他们，如一个个固定的锚点，成为我对社会，最方便的观测。
他们，以一个个真实的生命，成为我对时代，最真切的感知。
【蚁族兼职蚁族创业】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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