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理商|“山寨机教母”翻盘( 二 )

一番尝试后，荣秀丽意识到，手机滞销，问题不仅仅是售价和资费的昂贵。
在回访老客户过程中，她发现“大哥大”时常出现电话无法接通的情形，但之前的业务员并未向上反映，而是一瞒再瞒。
为解决这一问题，荣秀丽迅速召集百利丰的50多家渠道商，联名给芬兰厂商写信，要求补上售后漏洞，并对客户承诺“从百利丰购买的每部手机，打不通都可以以旧换新”。
自此，北京百利丰迎来拐点，还清160万的债务也不再是难题。到了1998年，荣秀丽已经是北电、三星和爱立信三家手机品牌的中国区代理，每年的销售流水超过10个亿。
手机代理让荣秀丽挖到了第一桶金，但她并不满足。
在手机行业，代理商处于行业下游，利润率无法和上游的研发、制造商相比。在摸清门路后，荣秀丽动了向中上游产业链延伸业务的心思。
2002年，天宇朗通通信设备有限公司注册成立，以租用手机生产牌照、贴牌生产（ODM）的方式经营，也就是俗称的山寨生意。作为第一批国产手机创业者，荣秀丽“山寨机教母”的头衔由此而来。
荣秀丽并非不想打造自有品牌。2002年，作为“固定电话的补充和延伸”的小灵通盛行，民营企业想要拿到手机生产牌照难上加难。这样的背景下，大量山寨机厂商纷纷成立，形成了一个草莽江湖。
一个例子是，在天宇朗通成立同年，另一家老牌国产机厂商金立也注册了。两家公司缠斗近10年，天宇朗通多名高层管理人员还曾“集体跳槽”金立，其中就包括卢伟冰（现已为小米集团合伙人），但这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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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伟冰）
对于想自研手机的荣秀丽来说，贴牌、山寨只是权宜之计。荣秀丽理想的手机，要“又便宜又好”。为此，从公司成立伊始，她就邀来电子学博士、当时受雇于微软的著名芯片程序工程师詹军坐镇。
起初，自研之路并不顺利。大笔资金投入换来了实验室的研究成果，但实验室中的测试结果并不等于工厂中的良好品控。
山寨机厂商们大多采用“作坊式”的生产模式，厂房内的各项生产、技术指标并不先进，也没有建立起优良的产品测试体系。这样的背景下，“大神”詹军可以带队在实验室里搞出当时的“黑科技”，但天宇朗通的制造技术还跟不上趟，产出的手机次品率极高。
一时间，天宇朗通厂房里积压了一堆半成品手机。荣秀丽一度想放弃。
绝境之际，不懂技术的荣秀丽决定亲自上阵参与研发工作，同时还要参与采购、生产链条，重塑实验室研发、供应商采购、物流、工厂生产的全流程。
在这个过程中，荣秀丽的思想逐渐转变，开始推动天宇朗通从一家“研产销”一体的手机厂商，转变为“轻资产+集成商”的模式。
2005年，荣秀丽遇见了拥有一站式解决方案的芯片商——联发科，通过采购后者的芯片，天宇朗通手机研发进度大幅加快。随后，荣秀丽又先后与比亚迪（电池供应）、富士康（生产代工）等企业牵手。一番改造下来，天宇朗通的产品质量开始获得市场首肯。
2006年前后，随着“手机牌照核准制度”的全新牌照审核方式开始实行，天宇朗通获得了梦寐以求的手机牌照，天语（K-touch）品牌终于破茧。
同时，荣秀丽创造性地采用了“买断销售”的销售模式。
不同于此前的“总代理制”由手机厂商定价，“买断销售”指的是把手机以固定价格卖给代理商，代理商想卖多少钱自己说了算。这种模式下，代理商主动性更强，厂商还可以节省营销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