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计算|中科大，你搞什么量子计算？谷歌和MIT也搞，那就没事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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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网易科技记者章剑锋先生就如何看待中国的科技采访了我。

最近，我又看到他对郭传杰教授的采访。

郭老师曾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书记，当时我的博士导师朱清时院士担任校长，两人搭班子，我们都十分尊敬他。在这次采访中，郭老师直言不讳讲了很多犀利的分析，摘录几点如下。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郭老师到美国康奈尔大学作访问学者。他的教授40多岁就成了美国科学院院士，当时快60岁了，那天亲自开车到车站接他。刚上车，就问他：“传杰，你准备开个什么题？”
郭老师说，得先做一下文献调研。教授问，你要多长时间？郭老师想，在国内要调研几个月，在美国肯定不能那么长，于是说，一个月吧。结果教授很惊讶：做文献调研要用一个月？郭老师问，多少天合适？他说：最多就两天，最好是一天。
郭老师大惑不解。教授说，你就看看我们组在做的工作就行了，别人的你看它干什么？我们就在最Top ，处在最前沿，别人的没必要去看。
郭老师事后想，当时我们整个都是这种氛围，做任何一件事，总是要先花好长时间看看别人做没做、怎么做，形成了习惯性的不自信。包括863计划，开始提出的目标也是要“跟踪”世界高技术，在当时敢于提出这个目标已经很不容易了。长时间在这种文化下搞研究，很难顺利地切换到原创上，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深刻的文化变革。
记者问：既然中国人并不比别人笨，为什么我们出不了钱学森所说的那种顶尖人才，甚至是天才？
郭老师回答：我们的传统文化里，更讲中庸之道，做人的智慧。对那些特别有个性的人，就是不打击你，也有可能另眼相看，同路人少，比较孤独、孤立。一旦表现冒尖，成为出头之鸟了，就有挨枪子的危险。为什么要杀一儆百、枪打出头鸟？大家就安分了，服管了呗。这种文化，对那种特别有天分的人才，就不够宽容和包容，自然就“冒”不出来了。
所以，我认为，二流、三流的普通人才，是可以大批量培养的，就像全国这些年来的各种“人才工程” 。但真正一流的杰出人才，是谁培养的？好苗子是好种子在土壤肥沃、雨顺风调的环境下，自己“冒”出来的，这个环境就是创新生态和文化。
记者问：讲到原创文化或创新活力，为什么日本表现突出？日本出了很多诺贝尔奖得主，这对我们有什么启示？
郭老师回答：就整个社会层面讲，我认为日本绝不是一个创新文化的国度。他们原来军国主义味道是很浓的，他们的文化讲服从性。部队里三等兵要给二等兵打洗脚水，二等兵给一等兵打洗脚水。走到电梯门口，碰到主管、领导们，你得站在边上让他们先走。
但是日本最近这20年里，平均每年能出一个诺贝尔奖，目前已经19个了。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认为他们有点类似于搞科学特区的做法。就是对某些领域和机构，政府给他们特殊政策，就像我们当年在深圳沿海地区搞经济特区一样。日本在二战之后，很快着手修改他们的教育法，向西方国家学习，挑选了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7个大学，给它们高度的办学自主权。政府的文部省只给学校经费，不具体去管，学校基本上是学术自治。这些做法一下子就把创新力激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