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与人文学科的遭遇|未来城市思辨｜在数字洪流中，如何留存人文记忆数字技术与人文学科的遭遇

数字技术与人文学科的遭遇，肇始于对文本中统计规律的研究。 1946年，意大利学者罗伯特·布萨（RobertoBusa）着手建立托马斯·阿奎那著作的数字化索引IndexThomisticus ，其56卷、逾7万页的文本最终历时34年，方在IBM帮助下得以完成。
当然，在计算机诞生之初，就能把它与人文研究工作结合，完成文本的检索、排序、计数等工作，有这种运气的只是少数人。数字人文直至20世纪末才渐成气候。而相当一段时间内， “数字人文”或“人文计算”关注的，正是这样一些已得到悠久传承、广泛注疏的经典著作与既有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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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上海待拆迁的房子里的一处涂鸦。本文图片均为澎湃新闻采访人员周平浪图
数字人文研究者托德·普雷斯那（ToddPresner）认为，数字人文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目标主要是保存性的，即将既有文献大规模数字化，建立相关技术基础设施，以便后续利用。其后第二个阶段则是“生成性的” ，致力于“创造出生产、编排知识并与之交互所需的环境和工具” 。与第一个阶段不同的是，第二个阶段面对的材料大多本就产生在数字化环境中，因而对它的保存、整理已不再是一项独立的任务。
【数字技术与人文学科的遭遇|未来城市思辨｜在数字洪流中，如何留存人文记忆】这样的归纳，总体上符合数字人文的发展。当前中国的数字人文研究，已从狭义上的图书情报管理延伸到各个学科，越来越多人文学者开始自觉利用甚至参与数字人文的建设，以推动他们各自的研究主题取得进展。
普莱斯那预见到， “不局限在印刷品范畴的出版模式”的数字人文研究将成为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这又敞开了一些新的可能性。例如，通过收集整理网络新闻、评论、微博等信息，不仅能为人群在线上线下的聚集模式提供参照，分析情感的流动与热点的转移，更从语词、语体的快速变化中为理解社会思想状况提供了活生生的证据。
这个意义上，数字与人文的相遇，并非只是工具性的。它从传承、保存经典到聚合、分析现状的转变，为洞察现代数字技术条件下的人类生存境况提供了多个尺度的视野，既能从宏观统计中体现一些模式与规律，也保留了还原、深入到微观层面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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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上海一处社区活动中心里，老人刚读完的报纸。
从早年邮件新闻组（Usenetnewsgroup）、Telnet协议的纯文字论坛，再到网页形态的帖文以至“全民博客” ，这些如今已少人问津的数字载体，曾是最早一批“网虫”抒发思想、寄托情感的处所。随着每一次使用和生产数字内容的平台发生变迁，过去的数字形态文本都经历了一轮大规模消灭。纵然它们谈不上有什么“经典”的价值，但对那些经历过的人们来说，终究是无从替代的经验累积。如果这种经验无法通过它们原本具有粗粝感的方式传递下去，后来“成熟”而“精致”的种种，也就失去了之所以获得意义的历史。
当然，这些早年互联网的“记忆”之关键，或许不在其所包含的“语义”内容，而是其中透露的鲜活“语法”——彼时，互联网的使用者和建设者的身份交织，成为一个世代对“地球村”式乌托邦理想的真实践行。能否将它、怎样将它传递给未来的人们，关乎我们自身将在历史中留下怎样的痕迹；而正是此处对于“未来”的设想，促使人们审慎地作出决断与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