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与人文学科的遭遇|未来城市思辨｜在数字洪流中，如何留存人文记忆( 二 ) 数字技术与人文学科的遭遇

对数字人文而言，它所蕴含的这种潜能，同已获发展的方法手段之间，存在某种错配。
对普莱斯那所谓“第一次浪潮”中的数字人文来说，此时数字人文的成就是以其文本的数字化“还原”为目的，大量精力投入到数据质量的提升和规范化处理之中。即便是进入“大数据”时代，理论的预设仍是数据中种种错误与偏差将最终被正确用法稀释，成为可忽略的“误差” 。但面对仍处发生之中的数字洪流，看似无意的“错别字”和不知所谓的“缩略语”成为一种表达方式，种种对规范化的强调，反而将消除真正值得关注的“异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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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上海即将被拆迁的弄堂，老居民通过手机，与旧居道别。
另一方面，诸如“优惠’卷’”、“视’屏’”、“美食’届’”、“‘属实’厉害”这样的用法堂而皇之地广为传布，以至于在某些境况下正确的写法反而成为“异类” ，这样的局面也不会是我们希望留给后世的印象。数字人文“第一次浪潮”留下了丰厚的“规范化”遗产，在由经典的保存延伸到记忆的留存这一过程中，成为一把需要谨慎而又果断运用的利剑。
对于这一现状，如今已有蔚为大观之势的数字人文，或许仍应聆听它草创时期学人所给予的评论。
1973年，汉学家吴世昌曾在写给沈从文的信中，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关键问题。他看到， “以百万计”的新出土文物，提出了新的问题，其规模之巨， “除非用电子计算机” ，根本不可能完成。但他并不寄希望于计算机本身。他写道：这“又得训练一批有高度自然科学知识的人，精通古代文献学，这样才能运用计算机解决你所说的’万万千千新问题’ 。 ”
这个看似“天马行空”的设想，点出了问题关键：数字人文能否直面其所处理的原始问题，因地制宜融入到问题的研究之中，决定了它是成为“把所有东西都看作钉子来敲”的“锤子” ，还是真正使知识的生产与传承进入更高水平的“梯子” 。不仅对待出土文物和经典释义时理应如此，对原生于数字技术媒介中的记忆之流，恐怕也应如此。
（作者朱恬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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