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费|数百亿版税外流，版权生意是如何绑架中国音乐产业的？( 二 ) CRM|b2b|史彦泽|腾讯|app|打通|易

可见，即使是市场份额第一，拥有众多版权的腾讯音乐也无法靠付费负担版权成本，遑论别家。
同时，独家竞价的版权模式也让唱片公司坐地起价，使得中国音乐平台在获取同样的音乐版权时，需要付出数倍乃至数百倍的代价。
有媒体报道称，某唱片公司对同样的音乐内容，在非洲16国收取的保底费不超过两百万/年，到中国保底费就变成了几亿元，相差百倍。即使对比美国公司，同一家版权公司的内容在中国价格也是前者的超3倍。
第三，音乐人成为被殃及的池鱼，沦为这场畸形竞争中的炮灰。
按理说，随着数字音乐收入总体不断增长，版权费不断变高，中国音乐人的音乐收入应该不差，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2020中国音乐人报告》显示，52%的音乐人没有音乐收入，24%的音乐人收入在总收入中占比不超过5%，仅7%的音乐人音乐收入占比达到100%。
即使有音乐收入来源，收入也不高。其中53%的音乐人收入不到5000元，低于2020年北京市的平均工资（6906元）。许多音乐人为了音乐创作，不得不依靠其他工作来保障生活。
可见，被业内不断吐槽的独家版权模式，导致大唱片公司的版权费以十年近百倍的幅度上涨，大大抬高了整个中国音乐产业的发展成本，成为行业无法承受之痛——不断变高的数字音乐营收只是为他人做嫁衣，数百亿版税外流，并未反哺国内音乐行业。
同时，为了采购版权的商业最大化，又不得不把更多平台资源向主流音乐、特别是国外艺人倾斜。在某种程度上，以保护版权为主的国际唱片巨头的版权生意，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剥削。
价格飙升，平台锐减，音乐版权是如何变形的？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独家音乐版权的高墙被推倒，无疑将为中国音乐行业翻开新篇章，但走过的弯路值得反思。
回头看，独家版权的形成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2012年5月，前新浪副总裁、新浪音乐负责人谢国民创办海洋音乐集团（CMC），并低价签下20多家唱片公司的独家授权，开启了版权独家代理模式，这是萌芽的第一阶段。
此后，海洋音乐持续收割大量独家版权，并在2013年和2014年，接连拿下酷我音乐和酷狗音乐，海洋音乐独家版权规模扩大为行业第一。
可以说海洋音乐集团是“独家版权”的始作俑者。而“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便很难再控制了。
2013年12月，QQ音乐宣布获得杰威尔（周杰伦版权公司）在内七家唱片公司的独家授权，开始进行独家版权布局。
当时的中国音乐平台对独家版权的渴望，让全球三大唱片公司看到其中的高额收益，形成一个愿买，一个愿卖的“独特市场”。
2014年11月，QQ音乐成为华纳大陆版权总代理，成为全球三大唱片公司在中国市场采取独家授权模式的开端，由此开启了“三大”加入的第二阶段。
2014年12月，QQ音乐又签约了索尼音乐，成为后者在中国大陆的数字音乐音频内容版权版权总代理。
随后到2017年5月，腾讯音乐与环球签下独家版权协议后，正式将三大唱片公司的版权都收入囊中。
这中间有个有趣的插曲，2016年年中，海洋音乐冲刺美股上市失败后，因难以负担高额版权成本，于当年7月被腾讯控股，其后又与QQ音乐合并组成腾讯音乐娱乐集团。
而合并后的腾讯音乐，拥有中国市场超过80%的独家版权并一度扩大至90%，成为独家版权的“集大成者”，这是独家版权竞争的最高潮。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是音乐平台争相争夺独家版权的时代，市场近乎疯狂，造成这种现象产生，并非某一家的缘故，只能说整个市场陷入了非理性的竞争当中——不断争夺版权活下来，或者熬死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