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司为什么不善于创新？创新到底是怎样产生的？创新

创新到底是怎样产生的？创新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人们会一边高喊创新一边却又抵制创新？为什么现代社会在很多领域出现了创新荒？到底我们该怎样引领未来的创新？创新与生命一样，是宇宙中非常不可思议的现象，因为它是“逆熵”的，它能从混乱中衍生出秩序，从简单中演化出复杂，是整个宇宙避免热寂的希望。
阿西莫夫有言：“创新是科学房屋的生命力。 ”回顾人类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创新的身影无处不在。如果没有创新，我们的智人祖先可能会一直处于茹毛饮血的蛮荒时代，那么现代人类可能永远不会出现。
英国科普作家、科学家马特·里德利（MattRidley）在《创新的起源：一部科学技术进步史》中，从科技史的角度探讨总结了创新产生的规律。
报酬递增之谜
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存在着一个非常奇怪的漏洞，那就是未谈及“创新” 。戴维·沃尔什在其描述经济学史的著作《知识与国家财富》中指出，亚当·斯密本人提出了一个自相矛盾的观点，且从未将之解决，这一观点至今仍以某种形式存在着。
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理论关注市场中逐渐形成的均衡现象。市场均衡的情况下，无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无法对他们已达成的交易进行改进。这意味着报酬递减：如果人们定好了一件产品的合理价格，就很难再有利润空间。
相比之下，斯密的另一观点——劳动分工学说，则包含相反的意义：报酬递增。就拿斯密自己举的例子来讲，在一家别针厂，如果工人们一同承担任务，分工更专门化，做工时更具创新性，那么他们共同提高了生产效率，成本就会一降再降。生产者和消费者都能以更低的花费获得更多。第一个例子是负面的反馈，而第二个是正面的反馈，二者不可能都是对的。
追随斯密脚步的经济学家们大多忘记了报酬递增以及别针工厂的例子，他们只关注那双看不见的手。虽然他们生活的时代，创新层出不穷、经济蒸蒸日上，但他们还是相信后一观点终有一天会湮灭。
1928年，一位名叫阿林·杨格（AllynYoung）的经济学家讨论了斯密自相矛盾的说法。他指出，新工具、新机器、新材料和新设计的发明也涉及劳动分工。换句话说，创新本身就是专业化程度提高的产物，不能单独拎出来讲。不过，他并未深入探究这一说法。
1942年，约瑟夫·熊彼特辩称，创新是主要事物，报酬递增可能是无限的：“最可靠的预言之一是，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们将生活在食物与原材料的令人困惑的过剩之中，让总产量尽量扩大吧，我们知道怎样使用它。 ”熊彼特的这一席话在当时显然不合时宜，放在今天也是如此，即便这么多年来已经证实他说的是正确的。例如，凯恩斯认为经济大萧条意味着会出现报酬递减的现象，需要更公平地分担更少的工作。但问题是熊彼特并不愿意用数学来推演，而经济学越来越沉溺于对方程式的狂热崇拜中，因此熊彼特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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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7年，罗伯特·索洛（RobertSolow）再次提出，创新是经济学理论中的一大缺失。索洛认为，到目前为止，仅有15%的经济增长可以解释为由于更多耕地被开垦、更多工人从事工作、更多资本用以投资而导致的。剩下85%的增长无法用这些生产要素来解释，很明显是创新导致的。
然而，即使在索洛的模型中，创新也只是刚刚提出的，如同从天而降的甘露，仍处在模型的“外部” 。索洛并没有相关理论来解释创新为何在特定时间出现在特定地方，而不是其他地方。这种天赐之物的来源后来通过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被理查德·纳尔逊（RichardNelson）和肯尼斯·阿罗（KennethArrow）发现。他们称，这是任其发展的事物，私营产业不会创造它，因为创造科学对人们来说无利可图。他们的观点是，商人不难抄袭别人的想法和创意，且保护知识产权的手段——专利、版权和保密能力并不完善。所以国家必须提供知识促成创新。特伦斯·基莱教授评价道，这是一种忽略了现实世界中发生的事情的象牙塔式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