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鸿沟|人工智能呼唤更好“治理”( 二 )

早在2020年年初，建议书就在网上公开征求意见。在当时意见基础上，在全球遴选了24人组成特殊专家组，其中考虑了性别平衡、区域平衡、学科平衡等；通过专家组多轮讨论和修改后，第一轮修改草稿在线征求意见，收到了来自90多个国家的5000多条意见；在此基础上继续修改，并在全球6个地区（涉及亚太、欧洲、非洲等），与涉及102个成员国代表开展在线协商；定稿后再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发送给193个成员国征求意见，最终才正式通过。
龚克认为， “这体现了多利益攸关方开放参与规定制定过程，不仅为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建立提供了重要基石，本身协商过程也建立了多边典范。 ”
事实上，当前我国已跻身人工智能水平的第一梯队，也肩负着参与国际治理规则制定的职责。
科技部副部长李萌表示，我国已成立了由15个部门构成的人工智能规划推进办公室，办公室设立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发布了相关治理原则和伦理规范；同时开展了长周期、跨学科的人工智能综合影响社会实验，部署了城市、农村、教育、医疗、能源、环境等30多个领域的场景实验研究；并依托领军企业布局了一批开放创新平台，依托地方建立了17个创新发展实验区。
【数字鸿沟|人工智能呼唤更好“治理”】作为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院长薛澜指出，当前人工智能治理已从理念探讨走到了实践探索的前沿。近年来，专委会正致力于构建有效的治理框架和相关规则。
按照目前的研究成果，思路是构建“政府、企业、公众、大学与科研机构、媒体、非营利组织、国际组织”等多主体参与，以“底线思维、人本思维、发展思维、全球思维”为价值导向，以“算法、数据、算力、外部环境、场景”为治理对象，应用“宏观-中观-微观”多维治理工具的人工智能综合治理框架体系，通过“形成价值共识、多主体分工协作、治理理念迭代优化”等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促进人类福祉提升。
为人工智能发展划定“红线”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人工智能不是万能药，它的好坏取决于使用人工智能的人及数据基础、治理标准等；而治理正是确保大船行稳致远的航向标。
为此，向着“平衡包容”的目标，各方都在努力前行，为人工智能发展画定“红线” 。
龚克提出，目前不仅要发展人工智能的相关应用技术、开发更加有效的算法，还需要发展一批支撑治理的技术，如监督性技术，用于保护公平性以及隐私等。比如从社会中采集的数据，其实带有一定偏见，这不是社会的错，是现实社会固有的。但如果没有适当技术对数据进行“减偏” ，公平无歧视原则可能就无法落地。因此，要着力强调发展一批监管性支撑技术。
李萌认为，人工智能技术应该将普遍适用与分类推进相结合，根据不同群体需求提出差异化选择，切实保护各相关主体合法权益，提高弱势群体的适应性，努力消除数字鸿沟；同时也要尊重和帮助弱势群体提供必要的替代方案，避免忽视、偏见、歧视。
邱勇提到了教育的意义，他指出，大学作为人类科技文明的重要策源地，不仅要在人工智能基础理论与技术前沿努力突破创新，也要进行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塑造良善的人工智能价值伦理。
卡内基理事会资深研究员、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学术委员温德尔·瓦拉赫（Wendell Wallach）强调了新的国际合作方式的重要性。他认为，人工智能国际治理机制应该具有敏捷性、适应性、预见性、响应性和包容性，中美两国需要共同参与制定人工智能国际治理方案，将使其更具有可行性。同时，每个国家要处理好对国家安全和国际合作双重需求之间的关系，接受国际标准的同时，积极开展旨在应对新挑战的前瞻性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