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论》之前的三种知行理论 《实践论》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哲学著作,副标题为《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 。现在,让我们抛开其他内容,只研究知和行的先后关系.
《实践论》之前,中国哲学的发展对知行关系提出了许多观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三种:
第一个是朱的“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 。”,辅以《尚书》:“知不难,行难”;提倡理解在先,实践在后,但实践比理解更重要;
第二个是王守仁的“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和“知行合一”,两者互相规定,不分先后,不分轻重;
第三个是孙中山的《易志南》,以“能知必能行”和“不知亦能行”为基础 。理解和实践是可以分开的,尤其是把实践作为重中之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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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在行的前面吗?宋儒、张载、二程、朱都认为有两种不同的知识,一种是“闻见之知”,需要通过感官产生;另一个是“德性之知”,这不是对知识的虚假,而是来自人类的内在本性 。例如,人们即使闭上眼睛而不使用视觉,也可以准确地指出他们的鼻子和嘴巴的位置 。这类似于培根的经验主义和几百年后笛卡尔的天赋概念 。既然知识中有天赋的“德性之知”,自然不依赖于实践,所以是超前的 。这是“上令,先知”的第一个意思 。
此外,朱继续拓展,他不仅知道行前天赋的“德识”,而且还知道行前后天的“闻识” 。他说:“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则知尚浅 。”没有明确的认识就不能产生行动,行动的结果就达不到目的 。只有“真知识”才能“实践” 。因此,我们应该把知识放在实践之前 。然而,“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 。偏过一边,则一边受病 。”因此,不得不把练习提到一个更重要的位置 。
《大学》年,“学有所成”领先于“修身”“齐家治国”,但“修身”“齐家治国”才是目标 。正如“学文”的目的是“认同礼义”,读遍天下圣贤,才能更好地做自己,提升他人 。
因此,宋儒认为认识先于实践,认识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实践 。看完《实践论》,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片面的“真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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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语类》说:“上令,先知;在重量上,行为是沉重的 。”
“知行合一”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在宋儒的知行学说中,知行是分离的,两者是有区别的 。朱看到了这种分离,并试图通过外部和正式的和解来统一他们,所以他说“努力学习,不带偏见” 。
然而,由于知行本质上是对立的,学者们在努力学习时不可能避免这种偏差 。有的人徜徉在浩瀚无垠之中,悬在空中思索,犯了陆象山批评朱的“支离破碎”之病 。因为世界上有无穷无尽的知识,不彻底了解就不要去实践,只会把人训练成两条腿的书架和书虫,拒绝实践 。另外,还有一种人,执着于做自己所做的事情的重要性,所以抛开理解,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懂得思考,最后只是犯错 。
王守仁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个缺点,所以他转过身来
变了宋儒看问题的视角,他不是从分离的角度去看知行关系,而是采用了同一的角度 。他教导弟子徐爱说不要执着于外在的对立,而是要从“本体”去看,发现内在的统一 。
王守仁说:“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 。”闻到臭味会让我们感到厌恶,其中闻到臭味是知,感到厌恶是行 。如果我们没有闻到臭味怎么会感到厌恶呢?如果我们没有感到厌恶,就说明不知道闻的是臭味 。因此,知规定着行,行也规定着知 。此正所谓“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犹如身体受寒会感到冷,肚子饥饿会感到痛,受寒与饥饿是知,冷和痛是行 。如果不受到严寒和饥饿,怎么会感到冷和痛?反过来,如果不感到冷和痛,怎么知道是受寒了还是饥饿了?
在答顾东桥的回信中,王阳明还举例说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后才知道吃东西,“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 。很明显,读过《实践论》之后,我们会发现王阳明其实是错误的,他把感性认识当作了知,而把理性认识视为行 。感到厌恶、感到寒冷和饥饿其实不是力行,而是心里的判断和意志,并不是身体的实践 。“一念发动处”和“意”确实是“行之始”,但它不等于行,就如静止是运动的起点一样,但静止并不是运动 。
所以说,“知行合一”虽然能够深入的认识到知和行的内在同一,但它因陷入意识里面,乃至于用知吞没了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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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从同一的角度来认识知和行的关系
知和行之间有没有必然联系?宋儒从分离的角度看知行的先后,并且寻求外在的统一,产生满口道德、言行不一的流弊;明儒则从同一的角度看知行的统一,而且把行融入知中,导致瞑目静坐、空谈心性的弊端 。与前两者不同,孙中山在《建国方略·心理建设》中提出了“知难行易”的观点,而且认为只能从知推到行,却不能反过来由行推到知,知是行的充分不必要条件 。
孙中山认为中国人自古以来饮食烹饪技术精良于欧美,但中国人对食品消化、生理学等科学一无所知;世人都知道投资用钱的奥妙,但经济学直到近代才出现;我们题字绘画数千年,却不知美学为何物;秦朝时就开始建长城,但工程学远未出现 。如此看来,所谓的真知其实远远落后于力行,知识的发展过程相比行动要缓慢太多,如果必待认识完善、知识完备后才能去行动,那一切都要被束之高阁了 。
人们畏于古人说的:“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乃至于畏手畏脚 。如果颠倒过来,提倡“行易知难”,将大有利于建设活动,能促进社会进步 。
我们发现,孙中山和王阳明都反对宋儒的先知后行观点,但他们二者还存在区别 。王阳明认为知行之间存在双向联系,能知必行,能行必知;孙中山则切断了从行到知的联系线,能知必能行,能行未必知,不知也能行!这样说虽然能够鼓舞人心,推动人们去从事建设活动,但也会产生因忽略认识而重蹈宋儒“冥行妄作”的覆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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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和行之间的真正关系宋儒的知行论是一条以知为起点,以行为终点的思维线段;明儒则是以知和行各自为起点,引出指向对方的箭头;孙中山则是行把知包在行里面的文氏图 。通过对知行问题的梳理,我们发现无论是单从分离的角度看还是单从同一的角度看,都无法对知行关系得出完善的认识,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需要有辩证的思维,要理解对立统一的辩证法 。
明朝遗老王夫之不仅是一名唯物主义者,而且他的思想中还有丰富的辩证法 。他的知行学说分布在《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等书中 。他也看出宋儒先知后行论的弊端,说它“先知后行,划然离行以为知者也” 。这种知行分离的后果,最终会让学者停留在知上而废掉了行;同样,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因“销行以归知”,最终也会导致停留在知上而抛弃了行 。宋明儒者的观点其实都是崇知而废行 。
王夫之认为知行是一对矛盾,致知和力行只有结合起来才有意义 。所谓“知行相资以为用”,它们只有结合在一起才能发挥各自的用处,结合是它们统一的方面,各自的用处则是对立的方面 。如果不结合,就不会有效用,如果本没有效用,又何需结合?因此,“知行始终不相离”,认识要跟实践结合在一起才有意义 。
其次,矛盾有主次之分,与孙中山一样,王夫之也说:“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 。”行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它统领着全局 。力行可以用来证明知识的用处,知识却无法说明力行是否有用,因为口空无凭;力行还可以验证知识的真理性,知识却无法证明力行的对错,因为真理是主观理论符合客观现实 。所以道理十分明白,知离不开行,“君子之学,未尝离行以为知也必矣 。”
最后,王夫之清楚地说:“非力行焉者,不能知也 。”说明行在知之先,行是知的源头、起点,认识来于实践 。对天地的认识来自人类的仰观俯察,是手触摸着大地,是眼睛遥望着天空,为大脑提供可思索的经验材料;酒的味道究竟是怎么样,只有品尝过它的舌尖才知道,任何调酒师都只能感叹“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
【知道知行合一考试答案,知行合一社会实践创新创业】其次,王夫之还说:“知之尽,则实践之而已 。实践之,乃心所素知,行焉皆顺 。”用完善后的认识来指导新的实践,会进行得十分顺畅,真是“乐莫大焉”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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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1619-1692)古代唯物主义的顶峰
《实践论》对知行问题的总结王夫之是湖湘文化的源头,其对毛泽东的影响,自不必多言 。《实践论》虽无一句引用王夫之,但在知行关系问题上,其思想内核竟高度的一致 。
《实践论》说:“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 。”这说明实践是认识的起源及归宿,认识的过程好似一个圆圈,但它从起点开始又回到原点后并不是重复循环,而是超出上一轮的起点,再度深入 。因此,认识的过程其实是一个不断超出自身、深入本质的螺旋,“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 。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
当然,《实践论》还不局限于知行关系问题,它还涉及到认识的发展阶段、真理的检验、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批判等问题,这些我们留待日后再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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