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少军在论坛上公开的数据显示,2021年,珠三角的集成电路设计销售额同比下滑36.9%,而同期长三角的这一数字同比上升49%、京津环渤海同比上升76.7%、中西部地区同比上升40.3%。
如果是看集成电路的综合实力,在行业人士的眼里,珠三角也难以企及长三角。芯思想研究院评选的2021年中国大陆城市集成电路竞争力排行榜显示,最强的是上海、其次到北京,接着是无锡,深圳排第四,深圳也是前十强中唯一一个入选的广东城市。前15强中,长三角地区占有6个席位(上海、无锡、合肥、南京、苏州、杭州),中西部地区占有4个席位(武汉、成都、西安、重庆),而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一样只占有2个席位(分别为深圳、广州和北京、大连)。
众所周知,上海拥有中国最强的集成电路制造企业——中芯国际,而实际上,上海集成电路产业各个环节发展相对均衡。据上海集成电路行业协会的数据,2020年上海集成电路产业规模达2071亿,其中设计业954亿元,制造业467亿元,封测业431亿元,设备材料业219亿元,设计、制造和封测三环节合计的产业规模在全国占比将近21%。
对于珠三角集成电路产业能力与其需求情况不匹配的原因,行业人士各有看法。有的行业人士的看法较为犀利,认为实行改革开放后,珠三角靠着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这种“三来一补”的模式迅速崛起,珠三角的制造业虽然发展起来但含金量不高,珠三角的国际贸易也发达,贸易讲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珠三角企业有“挣快钱”的基因,不利于技术密集型、资金密集型、风险高、回报期长的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
华芯金通(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创始合伙人吴全向本报采访人员提供了不同的看法。吴全认为,近年,由于集成电路被“卡脖子”,举国上下关注集成电路产业链的自主可控性、安全性,猛然回首,发现珠三角的集成电路制造能力弱,这可以说是珠三角目前的现象,但很难由这一现象去否定珠三角集成电路产业过去的发展。
吴全并不赞成对比长三角和珠三角集成电路实力的做法,他觉得,造成两地之间的差异,有产业选择的原因,也与国家对于不同地区集成电路的发展规划有关。珠三角集成电路产业在过去选择了“世界分工”的路径,大举进口芯片,这在过去是经济有效、互惠互利的方式,而早在2014年国家制定集成电路发展规划时就提出主体要集中、区域要集聚,即使到了近年,各地政府大力推动当地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依然有人强调不能丢掉“主体集中、区域集聚”的原则,要克服盲目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在历史上,国家对于长三角发展集成电路的政策支持多于珠三角,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成立的、老牌的集成电路相关研究所、企业,基本没有落户在珠三角。
而台湾台积电的发展,对于广东集成电路制造业发展也可能存在“虹吸效应”。据ICInsights的统计,早在2018年时,台积电占全球纯晶圆代工市场份额就达到6成,而纯晶圆代工市场容易出现“马太效应”,形成寡头垄断。据ICInsights的统计,2018年全球前10大纯晶圆代工厂商占据了全球97%的市场份额,前5大厂商(台积电、格罗方德、联华电子、中芯国际、力晶科技)占据了全球88%的市场份额。
随着集成电路制程的持续提升,头部集成电路制造厂商更容易受益。据IBS统计,随着技术节点的不断缩小,集成电路制造设备的投入呈大幅提升。以5纳米技术节点为例,普通光刻机受波长限制,精度已经无法满足工艺要求,5纳米制程所需的投资成本高达数百亿美元,是14纳米的两倍以上、28纳米的四倍左右。巨额的设备投入,只有头部的集成电路制造厂商才能负担。当珠三角企业没有在一开始就进行集成电路制造的卡位,越到后面,越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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