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工厂”，越南印度谁更能挑战中国？( 二 )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财经十

一、迁徙：多重因素叠加
谢泓是广东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在过去的17年间，他和他的团队走访了上万家中小企业。作为会长，谢泓能感知到全球供应链的风吹草动。
这一轮产业转移始于十年前，中国不断上涨的各类经营成本迫使工厂转向更“草莽”的海外。一方面，人力支出不断上涨，东南亚多国的工人月工资在700元～1000元，而在珠三角地区则要达到5000元～7000元。一个千人规模的工厂，每个工人的成本少5000元，一个月就意味着多出500万元的利润。
另一方面，工厂二房东的生意在珠三角遍地开花，上涨的租金成本让工厂难以为继。一位在东南亚开设五金厂的企业主给《财经十一人》算了一笔账， 2012年前后他身边在东莞开电子厂、鞋厂的朋友一年的利润不到100万元，但厂房出租的租金能接近300万元。于是越来越多工厂主将厂房交给二房东另谋他事，这又再度推高了厂租的价格。
与此同时，东南亚多国为了招商引资大开国门。以越南为例，第三方咨询机构安永2021年发布的《东盟投资指南》显示，企业的投资项目在数年内或整个投资期内可享受10%～17%不等的优惠税率，还能享受最高四年的免税期和最高九年的减半征收期（“四免九减半”）。
诸多推力与拉力作用之下，过去十年间珠三角科技制造产业一直处于缓慢外迁的进程中，近几年来国际贸易环境的改变，悄然加速了这一过程。
核心原因之一是中美贸易摩擦。 2018年以来，中美间贸易摩擦白热化，美国连续多轮对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其中电子零部件是重点征税领域。截至目前，实际涉及产品价值已超过5000亿美元。
谢泓观察到，与早期主要搬迁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服装、家具等）不同，这一轮的迁移以科技制造产业为主。
压力在供应链自下而上传导。一个位于越南北部的产业园区，建成十年后一直空置大量厂房，但在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后，园区在短短一两个月内就塞满了。入驻的企业大部分都是在美国第一批制裁清单中的电子企业及上下游企业。
美国客户的要求是简单明了的。 “找三家供应商，谁愿意搬到东南亚，订单就给谁。 ”谢泓说。
汉宇集团董事吴格明对这件事印象深刻。三年前与美国客户开电话会议时，对方提出，让他们把一部分供应链搬迁到海外，否则，客户可能会考虑更换新的供应商。汉宇集团主营高效节能家用电器的排水泵研发、生产和销售，是家用电器排水泵行业的龙头，客户包括惠而浦、通用电气、三星等。在特朗普政府加征的关税清单中，他们的产品赫然在列。
吴格明考虑了三个地方，越南、印度和泰国。印度太远，越南和中国风俗相近，但有发生不可控因素的可能性。几番权衡之后，他们把厂址选择在了泰国。他将注塑车间和部分组装产线搬到了泰国川布里的平通工业区。这里位于曼谷和芭提雅之间，聚集了一批日、韩企业，供应链相较成熟。后来，他们在泰国林查班港（Siracha）附近建了自己的厂房。
排水泵生产主要有两个部分，一是马达，二是组装。其中最核心的马达尚未搬至泰国，这部分产线仍留在国内，因为供应链和当地技术还不成熟，泰国没有相应的供应链，例如钢厂，也没有排水泵所需要的原料，如铝线、铜线和稀土。
珠三角的一家主要生产圣诞电子工艺品的企业也受到冲击。企业主钟清告诉《财经十一人》，美国是他的主要市场之一，关税的压力提高了出口成本，大洋彼岸的美国客户明确要求供应商，在1000万美元的订单中，只能在中国出口700万美元，剩下的300万美元订单要在中国以外的港口出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