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工厂”，越南印度谁更能挑战中国？( 六 )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财经十

“如果简单把工厂搬到越南，其实不能带来增长。 ”段荣斌说。领亚智能的做法是，与越南当地的企业合作，由领亚控股，提供技术和订单，这样一来，就解决了国外客户要求拥有海外供应链的规定。中国劳动力成本较高的问题则用自动化设备解决。
事实上，当前这轮产业迁移已进行了十年，越南的人力成本优势正在逐渐淡去。虽然目前越南普通工人的月薪普遍未超过3000元，但徐宁观察到，他到越南建厂三年，人力成本上涨了20%左右。尤其加班加点的时候，一些工厂还会给员工涨工钱。
一位在越南建厂的企业主计算，越南的月平均工资大概是东莞的三分之一，关键岗位的月薪接近3000元，非关键岗位在2500元～2800元左右。
谢泓告诉《财经十一人》，随着越南人力成本和地价逐渐提高，越南的投资窗口期最多5年～10年。他计划疫情结束后和企业家们去东南亚其他地方考察，寻找新的投资目的地。
非经营性的因素同样困扰着这批“走出去”的企业。王岗从2017年起接连在印度和越南摸爬滚打了一圈，最终选择了撤退。
他的工厂主营电子成像产品，包括监控、摄像头、记录仪等。 “做了这么多年，在产品上我有信心，但我实在应付不来当地官员。 ”他感慨。
无论越南还是印度，外来者都需要遵守一套“规矩” 。只要出货量有了起色，就有无数类似税务、工商等执法部门上门。起初只需要少量小费就能解决问题，最后却演变成封仓库、交解封费的种种麻烦。
“制度性腐败。 ”宋欣是周掌柜管理全球政策顾问、前欧盟中欧政策顾问，她对《财经十一人》总结道。在印度做生意，当地的政治体系中官员自上而下的约束力并不绝对，不同事务官员间的分工与管辖范围也相对模糊。摸不清门道的外来企业常常迷失其中。
中印关系的摩擦加剧了这种不确定性。近两年，印度出台了一系列对中国企业的限制：封禁200余款中国App、要求接壤国（包括中国）的投资需经事前审批，并对几乎所有在印中国企业展开了税务和合规等问题的地毯式调查。
一位协助中资企业赴印投资的财税公司负责人告诉《财经十一人》，投资需审批的政策一出，中国企业赴印投资数量断崖式下跌，明面上几乎没有了新的中国企业的身影。
更严重的是，对税务和合规等问题的搜查正在摧毁中国企业在印度生存的基石。为了规避风险，大批印度本土公司的CA（认证会计师）、CS（公司秘书）拒绝为中国公司的审计及工商变更和年审等重要事项签字，一批印度董事也集体从中资企业离职。这都将直接导致中国企业在印度面临不合规的系统性风险。
“大企业在印度已经投资了数十亿元，都是不可能放弃印度的，这样一来就相当于‘瓮中捉鳖’了。 ”这位财税公司负责人说。但变化肉眼可见：越来越多企业对去印投资转为观望状态，一批小微企业也正在离开印度。
“国内是我们的退路。 ”前述在东南亚开五金厂的企业主说，他的观念有一定的代表性。几乎没有中国企业会彻底关停在中国的工厂，人们大多只是维持或缩小国内生产规模， “如果遇到了问题，至少还可以回去。 ”
不过，产业从中国向东南亚转移，对于更多企业来说，仍是不得不走的一条路。 “走出去”只是时间问题，贸易摩擦加速了他们海外投资的步伐。他们将这次的转移，视为一次机会。
在海外建厂的同时，他们也将中国的管理模式对外输出。 “要与当地社会的民情结合。 ”徐宁说。企业到东南亚面临最多问题之一就是罢工。徐宁他们与越南当地的工会组织合作，一起做一些员工关怀，例如出现需要赶货或者加班的情况，他们会通过工会组织宣传，告诉工人公司的状况，能否予以支持。